1685年，刚经历文艺复兴的英国，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审美体系。哥特式建筑、中轴对称的园林设计以及精致的十四行诗，这些曾在欧洲广受欢迎的时尚元素，在英国都能看到。然而，英国的贵族们却颇感自卑，他们认为这些风格显得古板呆滞，缺乏高级感。 这种心态在知名海归坦普尔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。他曾担任英国驻荷兰使节，并随海上马车夫游历多个国家，对中国文化尤其推崇。他的远东之行经历，使他在朋友圈里备受瞩目，大家都认为，了解中国文化的贵族，其品味必定非凡。 1685年，坦普尔发表了一篇名为《关于园林》的文章，引发轰动。他批评欧洲园林过于老套，过分追求对称和形式上的秩序，品味低下；而中国园林则令他赞不绝口。他写道：中国人对园林建筑的思考方式与我们截然不同，他们追求的是整体的和谐美，而非拘泥于局部的排列秩序。 当时的欧洲，资本主义尚处萌芽阶段，生产力水平很低。印度、日本都是欧洲人仰慕的对象，更别提文化高度发达的中国了。这一观点迅速引起共鸣，另一位思想大V艾迪森也加入讨论。他的意见更直白，他认为欧洲那种把树修剪成整齐直线的做法，是对艺术的破坏，我宁愿看到树木自由生长，盘根错节，也不愿看到它们被修剪得像数学公式一样。 然而，这时的中国正处于闭关锁国状态，欧洲人只能远远羡慕中国园林，无法亲身体验。直到1711年，康熙皇帝大发慈悲，让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将36幅热河避暑山庄的图刻成印版带回欧洲，这批图纸才成为欧洲人学习中国园林的参考。 尽管如此，中华艺术博大精深，仅凭几幅图很难完全领会。英国诗人蒲柏率先尝试用中国园林理念改造自家花园，但效果不佳，常被嘲笑学艺不精。毕竟，热河避暑山庄在中国本身并非顶尖园林，用普通园林图纸模仿，其结果可想而知。 真正的中国顶级园林，外国人几乎无法进入，这让欧洲贵族焦急不已。1749年，法国传教士王致诚费尽心力进入圆明园观摩，并将见闻撰写成文章寄回欧洲，很快被法、英、德等国主流刊物转载。仅这些文章，就让圆明园成为欧洲人心目中理想的园林天堂。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得知此事，十分激动，随后修建了名为特里亚农花园的中式花园，这成为中国园林在欧洲的巅峰之作。了解这段历史，就能明白为什么当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，直奔圆明园——从路易十四时代起，圆明园在欧洲就是顶级奢华的象征。 时至今日，中国园林热在欧洲的详细流行史已经难以考证。鸦片战争后，中华文明衰落，那些遍布欧洲的中国园林仿制品也被视为落后象征而毁掉。然而，始于17世纪的中国热，在西方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这股浪潮延续近两百年，影响深远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进程。 茶叶、丝绸和瓷器在这一过程中，撬动了英国工业革命。1588年，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，成为海上霸主。按理说，他们本可沿用西班牙的贸易体系，发展成类似荷兰或葡萄牙的商业国家，但这种商业模式无法改变文明格局。那么，英国如何通过工业革命崛起为日不落帝国呢？答案在于与中国奢侈品贸易的关系。通过茶叶、丝绸和瓷器的贸易，财富从贵族手中转移到新兴资产阶级手中，削弱了旧贵族，同时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。 以茶叶为例。茶叶成为奢侈品纯属偶然。16世纪初，查理二世的皇后凯瑟琳将茶叶作为陪嫁带入英国宫廷，这种稀有进口货比黄金还贵。在皇后的影响下，茶叶迅速成为英国上层社会的宠儿。1664年，东印度公司订购茶叶仅一公斤，对贵族而言，能喝上一盏茶就是奢侈。 中国茶叶产量大、价格低廉，但欧洲贵族愿意支付高价。这意味着割贵族韭菜的机会来了。刚成为海洋霸主的英国资本家敏锐捕捉到商机。1721年，英国从中国进口茶叶124万镑，30年后翻了四倍，至18世纪末达到2000万镑，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海外奢侈品。
展开剩余48%由于茶叶是奢侈品，普通工薪阶层难以消费，巨额资金从欧洲贵族流向英国资本家，这为18世纪英国大规模蒸汽革命提供了经济基础。这也是为何东印度公司甘愿在茶叶买卖中亏钱——亏的不是资本家的钱，而是旧贵族的钱。大清国库和英国资本家都从这场长达百年的交易中获利，买单的则是追求奢侈品的贵族阶层。 中英贸易中的瓷器和丝绸同样遵循类似逻辑。18世纪初，瓷器和生丝占东印度公司从亚洲进口商品的三分之一。虽然不如茶叶重要，但也是英国资本家热衷的奢侈品。这股持续近两百年的中国热，主要由欧洲贵族推动，而茶叶、丝绸、瓷器则成为中国生活方式的象征。如果没有这种文化背景，英国资产阶级想轻松收割欧洲贵族的财富几乎不可能。 鸦片战争前的一百多年，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享有高度尊重。虽然鸦片战争后，西方社会将中国文化视作落后典型，东亚病夫和黄祸论便是这一时期产物，但在此之前，欧洲人对中国文化极为仰慕。康熙年间，欧洲传教士来华，尽管传播基督教，也不敢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。清初教徒既可拜孔子，也可祭祖。1700年，传教士张诚还专门向康熙表明立场。 清朝闭关锁国，使传教士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。他们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的书籍，如《中华帝国总览》、《明心宝鉴》、《中国新图》和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等。这些书籍高度评价中国文化，认为在伦理学、历史学、农业等方面，西方应向中国学习。启蒙运动前，这些东方思想在欧洲广泛传播，影响深远。 欧洲启蒙思想家伏尔泰，便是中国文化的热烈拥护者。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美丽、最古老、人口最多且治理最好的国家。中国历史理性客观，神话色彩淡薄，伏尔泰由此得到启示：历史是由人创造的，而非神。他借助中国历史，动摇了《圣经》的权威，并高度评价孔子的儒家伦理：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堪比牛顿地心引力般的理性原则。在伏尔泰眼中，中国拥有开明君主、完善法律和纯洁道德，是理想王国。 鸦片战争前，中国在欧洲人心中是文化标杆和思想宝库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研究认为：对中国的发现和理解，对18世纪欧洲哲学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，为法国大革命提供思想准备。西方世界若不承认中国在启蒙思想中扮演的角色，便忽视了重要历史事实。 中国热的消退，与西风压倒东风密切相关。大航海时代，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，主要任务是学习而非传授先进技术。随着欧洲崛起，传教士逐渐膨胀，乾隆年间罗马教廷下令禁止祭孔祭祖，激怒乾隆，将这些洋人逐出中国。传教士撤出后，中西文化交流渠道中断，中国热的源头被切断。 消退的根本原因有两点。第一，英国工业革命完成，资产阶级壮大，不再依赖奢侈品收割贵族韭菜。茶叶不再奢侈，普通工人也能消费；瓷器、丝绸工艺被英国掌握，产量更高，成本更低，中国三大件完成历史使命。第二，英国在鸦片战争中轻松击败中国。长期闭关使欧洲对中国认知浮想联翩，工业革命前的欧洲落后让他们仰视中国。鸦片战争后，西方商人自由进入中国沿海，才发现大清已腐朽不堪。 历史显示，中国热的消退并非逐步发生，而是迅速崩塌。这充分体现了文化优越感的脆弱：军事和经济优势不易丧失，但文化信心一旦丧失，优越感便瞬间崩塌。显然，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已结束，我们这一代有幸见证了这一历史变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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